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将“城乡居民收入增加计划的制定和实施”确定为明年的重点工作。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学家姚景源近日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扩大消费是明年经济活动的“首要任务”,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是克服消费拥堵的核心。姚景源指出,经过4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中国最大的比较优势已经成为“超巨大的国内市场”。消费要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让人民群众感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福祉改善。消费要在“三驾马车”中发挥“主力” 新京报:明年中央将把“促消费”摆在经济活动的核心位置。部长多次强调“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当前正处于经济复苏向好的重要阶段,刺激消费对于“巩固和强化经济复苏向好的态势”有何特殊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姚景源:我认为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内需优先、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作为首要议题是非常重要的。迄今为止,中国经济都是从短缺开始,以生产为主。过分注重产品数量和增长速度,严重忽视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供给旺盛、需求疲软”是当今经济的主要矛盾。消费下降的连锁反应也可以从统计数据中看出。十月,全国工业企业存货6.82万亿元,应收账款27.69万亿元。如果消费不增加,整个经济的循环和循环就会受到影响。从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来看,由于党中央主动扰乱国际经济贸易,我国出口好于预期。然而,当前投资却出现负增长。 1-10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1.7%,这是几十年来未曾出现过的情况。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促进投资止跌企稳”。因此,消费在“三驾马车”中必须发挥重要作用。我经常听到人们问为什么居民没有经历快速的经济增长。它曾经促进经济增长,因为它更多地依赖出口并为此进行投资。把经济增长动力转向消费,必须把经济增长和国民福利改善结合起来,让居民切实感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拥有极其庞大的国内市场。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也是统筹经济增长和改善国民福祉的关键 新京报:我们注意到,《城乡居民增收方案》是这次会议上的新提议,引起了广泛关注。您认为这个计划取得成效的关键是什么?姚景源:中央经济劳动会议首次明确提出“城乡居民收入增加计划”。我觉得这个提法有很大的意义。因为一旦您做出决定,您就有一个要实现和评估的明确目标。怎样才能让这个计划发挥作用呢?我认为中央已经明确了两条实现“并举”的具体路径:提高劳动报酬、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比如,未来五年经济保持每年5%左右的增长,意味着城乡居民收入也必须保持5%左右的增长。因此,我们建议,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规划最好是明确未来五年人均收入增长的具体目标。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来看,中央也特别强调科技创新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作用。目前,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日本全要素生产率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但正是这个差距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它消除了焦虑并允许居民充分享受他们的生活。新京报:您过去分析经济时,经常提到“有钱就花”的问题。您认为当前释放消费“堵点”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姚景源:我们知道,一个人的消费变成了另一个人的收入。全社会所有人的消费总和等于全社会的收入。所以,消费的增加就意味着大家收入的增加,收入的增加又会鼓励消费。当前,限制消费的主要因素不再是完全没有消费欲望,而是“没钱花”或“不敢花”的预期。这次会议提出了四项稳就业举措: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就业稳定第一。预计明年将推出一系列措施稳定就业、解决收入增长问题。每个人都有一些积蓄,但没有勇气花掉,主要是出于对住房、养老金和医疗问题的担忧。前段时间,我在调研过程中联系了一些送货司机。事实证明,一些信使的收入并不低。他们每个月能挣8000元,但不敢花钱。主要原因是什么?没有社会保障。会议特别提到了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障问题的重要性,要“鼓励和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式参加职工保险”。这是非常现实的。只有解决了顾虑,才能提高消费者的积极性。此外,还有另一个被忽视的领域:现有资产的保存和估值。在研究过程中,我注意到资本市场对居民财富的影响。当上证指数从2600点涨到3500点,公司市值增加了50亿。有人表示,以前损失了30万多元,现在已经追回来了。这预示着资本市场会稳定,人们的钱包会膨胀,消费者信心自然会增强。树立“消费是最终需求”的现代经济理念 新京报:“取消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并不是第一次提出,但这次是单独强调的。您对这一变化有何看法?姚景源:突出以优化消费环境为重点的政策,是释放内需潜力、畅通经济周期的重要举措。观察表明,一些地区还存在典型的局限性,构成对消费潜力的不必要的人为抑制。例如,在真实的es中国家部门有限购政策。汽车消费领域存在区域限制和分销壁垒。在教育、医药、文化、体育、医疗等领域,社会资本、新业态等市场准入限制过多或模糊。限制仍然存在。尽管这些限制看似“合理”,但实际上阻碍了消费者潜力和技术创新的释放。要系统地消除上述局限性,重要的是克服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和利益局限性。我们将摆脱“重生产、轻消费、重投资、轻消费福利”的传统增长理念的局限性,真正树立“消费就是最终需求”的现代经济理念。我们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第十五个五年计划。政府要坚决把“管不了、管不了、不该管的”交给市场,明确发挥消费拉动作用。其核心是营造真正有利、宽松的消费市场环境。当然,我也注意到,政策表述从“放宽开放、管好管好”调整为“放宽管控、管好管好”。不要低估这两个词之间的变化。这表明对宏观调控的认识更加深刻。投资为未来消费“筑路桥梁” 新京报:会议提出“商品投资和人的投资要紧密结合起来”。这释放出什么政治信号?姚景源:国民收入最终应该分为投资和消费。投资比例太大,消费就会减少近几十年来,长期投资率已超过40%,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多。长期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导致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等问题。中央几年前就明确提出要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货物投资和人员投资紧密结合,将带来经济发展思路的重大转变。从以往的依赖投资转向投资与消费良性互动的新阶段,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以新需求引导新供给,消费调节供给与需求,实现均衡发展,转变为良性循环的新增长模式。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居民消费率要显着提高。我认为投资方向的转变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我们应该从增长型投资(高速公路、高铁、电厂等)转向以改善民生和福祉为目的的投资,增加对民用部门和社会保障的投资。例如,我们在城市更新、老年友好型改造、5G网络覆盖等方面的投资,不仅仅是建设城市,而是直接创造新的消费场景。投资就是为未来的消费“修路、架桥”。新京报记者 陈琳 主编 张树静 编辑 陆强
吃瓜网在线吃瓜 参与51今日大瓜每日大赛,赢取丰厚奖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