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做什么才能证明我“值得”？这是不平等的结果。

谈到“平等”，当今舆论界已不再存在明显对立的观点。与此同时，关于“不平等”的公开、直接的辩论越来越少。然而，矛盾的是，尽管在寻求平等方面似乎达成了共识，但不平等问题仍未得到解决。舆论场上的“平等”局面，也是今天许多“政治正确”观念的共同命运。今天我们还能如何谈论所谓的“政治正确”呢？这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谢静近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谢晶意识到我们对“平等”的理解正在走向误解。我们似乎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讨论平等如何可能以及如何实现它，但我们几乎不再问平等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它是必要的。我们想要实现它。在谢静看来现在，后者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即使平等是可以实现的，即使我们找到了实现它的方法，但如果结果是人们的‘非人化’，他们对尊重和考虑的基本需求常常得不到满足，他们最基本的脆弱性被完全忽视，那么平等还值得追求吗？”在《平等的悖论》一书中，谢敬并没有试图回答为什么存在各种不平等。他关注的是追求平等而不实现平等的悖论，以及“为了平等而平等”的奇怪循环。对这些想法的分析直接指出了我们在当今社会的行动中普遍感到的无助。 12月初的一个冬日早晨，我们遇到了来北京出差的谢静。作为当今大学里教授哲学的顶级教授，谢静也注意到学生们对讨论哲学话题，尤其是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兴趣。嘿嘿，明显减少了。这一切都与面对现实的无奈感有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年轻一代对这些话题不再感兴趣。今天的哲学家不仅不可能致力于抽象，而且也没有什么可追求的。这表明了这一点。谢静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作为一名老师，她能为学生提供的最重要的，或许也是唯一的，就是“把问题解释清楚”。这就是未来所有可能的个人行动的根源。以下是北京报社记者与谢静的对话。谢静，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国社会学院 (EHESS) 哲学和社会科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结构人类学、现代性批判和性别研究。他的书在著作有《平等的悖论》、《从涂尔干到莫斯：法国社会学派的极权主义哲学》，译着有《莫斯导论：马塞尔·莫斯对列维-斯特劳斯的介绍》和《演讲、图表》。当我成为母亲时。新京报：我们先从这本书的起源说起。在你的后记中，我指出，关注“不平等”是个人对哲学问题的重要转变。这成了“我的”哲学问题。这一变化的催化剂是成为母亲。谢静：回想起来，当了妈妈，我感觉自己被“打了脸”，但后来我发现，很多聪明的女性都有类似的感受。尤其是在哲学领域，人们往往对现实世界变得“麻木不仁”。我们一直都是“学生”，从此走上了科研之路。大家研究的都是非常抽象、看似“普遍”的问题，所以我们并不觉得自己受到了特殊对待。然而，自从当了妈妈之后，我突然感觉自己又恢复正常了。我怀孕后，发生了一些我无法完全理解的事情。为什么这么多人突然觉得有权和我谈论我的身体和饮食习惯？产假结束后，有人问我什么时候可以“摆脱”母亲身份并再次“富有成效”。产后六个月左右，我参加了第一次学术研讨会，但我只是坐在那里闲逛，感觉周围流传的抽象讨论“毫无意义”。在那段时间里，除了我妈妈孩子们的需要之外，我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从那以后，我和很多女人一样，对《格林》和《母亲的惩罚》措手不及。我特别责备自己没能做好一个母亲和一个学者。然后，渐渐地，我意识到这不是我的问题，而是由于我作为母亲和职业母亲的立场，我们面临着严酷的要求。和。例如，当孩子还小的时候，母亲和孩子形成一个社区。不仅婴儿，母亲也有分离焦虑，但没有人觉得有必要尊重这一状况。另一个例子是，照顾的节奏和工作的节奏完全不相容，而社会却很少努力同时照顾公共和私人领域，尽管它期望女性同时照顾这两个领域。这些事件引导我解决“不平等”问题。当根本原因是结构性的时，个人问题可以成为我们看待世界的有用镜头。当我意识到我的母亲困境具有结构性原因，不仅限制了女性，而且在不同身份和责任的人之间造成了不平等的关系时，我发现我的经历转化为学术兴趣。成为母亲不仅给了我新的视角，也改变了我的学习方式。因为身为母亲迫使我重做我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当我们在生活中前进时，我们从一开始就认为重要的事情就会变得过时。而且因为在这辈子打工的过程中，我感觉自己以前很多事情都没有明白。例如，孩子们在不断变化，并没有被训练成具有我们可以预测的“个性”。所以，养育孩子的特点之一就是计划跟不上变化。你不能用理性的谈判去和他相处，你不能用理性的分析去理解他。这些打破了我原来的“理性至上”的神话，改变了我对它应该是什么的理解。关于如何研究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观点。与儿童一起工作让我思考我们应该如何解决一些最基本的人类问题。 《平等的悖论》作者：谢静N版本：广启书店2026年1月新京报：这个改变到底指的是什么？谢静：我的博士论文是社会本体论。当时，我以为这是一个我感兴趣的问题，但后来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其他人会认为我应该感兴趣的问题。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复杂，但实际上，我们经常做别人认为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因为我们相信那是我们想做的事情。现在我知道了其中的区别，因为我看到了“不平等”如何从一个哲学问题变成了我的哲学问题。我的性别不平等经历使我对各种意义上的统治、剥夺和剥削关系“敏感”。分析这些问题总是会导致“到达顶峰”。我开始动情地思考这个问题，此时此刻，想法本身就很清晰了。正统的哲学训练要求我们“中立客观”。我曾经认为我们应该避免基于个人经历和情绪进行思考。但现在我确信，这不仅不是“第二次”北京nyusu: 兴味があります。如果我们再在这种状态下研究“不平等”，我们和其他研究相关话题的学者交谈时，会发现我们的关注点有差异吗？谢静：是的。也许最大的差异是艾滋病人看待人的方式。说到这个话题，很多讨论都是从抽象的个人开始：每个人都应该享有的权利，每个人都应该遵守的规则，以及什么。这仍然是一种启蒙运动和康德主义的方法来讨论正义和平等。它忽略了人们最根本的弱点和人与人之间脆弱性的巨大差异，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是否给了你理性思考的先决条件？同样的权利对某些人来说是沧海一粟，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一种优势……2今天的“不平等”是前所未有的。n 视而不见？新京报：说到“平等”，读者应该知道，不平等在今天仍然存在。我想你对此没有怀疑。但他在书中的立场更为果断，他说：“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人类从未像今天这样不平等过。”您能否扩展这一观察并解释为什么当前的“不平等”程度是前所未有的？谢静：首先这个判断是有大量数据支持的。当然，我做的是哲学，不是数据量化研究。使用数据时，我们必须始终记住数据是“被创建的”。我们所说的“做”并不是故意伪造，而是我们定义现象的方式会影响我们最终获得的数据。因此，数据仅供参考。但无论如何，从数据中我不难看出，现在的财富，无论是所有权意义上的财富，还是广义上的资源，都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人。事实上，除了数据之外，还有很多方面，比如关心和关心，通常不被归类为不平等。从工业革命到经济全球化，许多工人与祖籍长期分离已成为普遍现象。最近我在读梁鸿的《中国在梁庄》。这本书出版于2010年，当时梁博士就明确提出了老人和弃儿的问题。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极度缺乏关注的状态。这显然是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造成的问题。 《中国在梁庄》作者：梁红版：中信/先贤|中信出版集团 2025年9月 不能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也没有做出任何改进。许多农村留守儿童沉迷于网络，祖父母无法控制他们。由于父母不在，家里最大的孩子家庭从小就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和务农的责任，尽管他们自己已经足够大了，需要照顾。与此同时，外出打工的父母也面临着缺乏关注的问题，他们大多要照顾别人。这样做的直接结果是，虽然我们社会中的一些人受到难以想象的忽视，但许多人却很少得到爱和关心。在许多方面，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是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但为什么很多人在做出这样的判断时，会不自觉地觉得有悖常理呢？不平等加剧的原因往往很简单，无需深思熟虑就能弄清楚。但为什么我们常常对日常生活中的原因视而不见呢？这是我在这本书中真正想问的问题。新京报：“不平等”是有愈演愈烈之势，但这个概念如今趋于有些“政治正确”，虽然没有明显的反对声音，但也有一些声音ems 很少进行公开和直接的讨论。您如何看待当今舆论场中“平等”问题面临的局面？如果“不平等”程度变得太大，人们是否会逐渐无法实现任何“平等”？谢静：当一个概念变得“政治正确”时，大家都觉得没什么可讨论的。虽然看起来已经达成协议，但拒绝接受反对意见。政治正确的概念逐渐变得模糊。许多人会说他们支持“平等”。但我们在什么意义上成为了“平等主义者”呢？我们很少听到人们公开争论他们出生于不同的类别，我们也很少看到人们公开支持性别决定机会和地位。但与此同时，大家似乎对贫富、收入和生活条件的差异越来越宽容。那么你认为这些问题真的重要吗？到您认为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实行平等？本书的主题之一是了解“政治正确”背后的含义或我们如何看待它。这个未经深思熟虑就被接受的概念有什么问题，又是什么让它真正无法实现？例如，当我们说“平等”时，我们不一定知道我们的意思。此外，最主要的平等定义非常狭隘：“机会平等”。采用这个定义，我们觉得这个社会已经非常平等了，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教育和竞争机会。Sho。为什么我们要一遍又一遍地讨论平等？这让我们看不到“机会平等”实际上造成的不平等类型。这就是我书中所说的“平等悖论”。当然，我们按照平等原则开展工作，但结果是不平等会变得更加严重。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考虑原理本身，一个频率常用的方法是证明结果的不等式。最典型的辩解方式就是指责各种弱势群体。机会是均等的，而你的处境如此严峻，一定是因为你还不够努力。久而久之，长期被污名化的群体也会用这种说辞来自责。当然，你提到的无助感也是有平等观念的人不去践行的一个重要原因。面对日益严重的不平等，每个人都会不自觉地感到自己无论如何也无法克服不平等的魔力。那么谈论什么是平等有什么意义呢？我的工作是寻找我们认为不合法的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原因，而我最常收到的问题是：分析这些原因有什么意义？你无法改变这一点！新京报：您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有没有经历过类似的无助感？谢静：没有我用概念批判的方法写了这本书，因为我相信，澄清我们模糊地视为问题的现象，分析我们每天在不知不觉中使用的概念，是重新开始我们旅程的极其重要的方式。但我想发现的恰恰是一个结构性问题，而且越分析越发现这个系统就像一个铁笼子，经常会遇到我之前提到的问题。它如此巨大、无处不在，一个人能做什么呢？这个问题让我更深入地思考什么是行动和能动性，这使我得出了本书的结论。一般来说，“原因是结构性的，你对此无能为力”的信念成为借口，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有可能放弃他们的行为。我认为它很贵。我经常举的例子就是我们在全球产业链中所做的事情。大多数人都在这个产业链上工作，他们也被骗了。产品的消费者并通过消费支持该链条的运作。过去我经常用快时尚、咖啡等消费品来举例。我认为它们已经非常具体了。但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发现了悉达多·卡拉（Siddharth Kala）和他的书《血钴》（Blood Cobalt）。这本书讲述了电子产品和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所谓“新能源”所带来的不幸。所有锂电池都需要钴。刚果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钴矿，而刚果的钴矿开采业比d小说和左拉还要糟糕。黑暗的。用矿工们自己的话说，开采钴就是“在自己的坟墓里干活”。这本书让我重新认识了全球产业链，让我意识到我的手机和电脑可能沾满了刚果矿工的鲜血。我认为这本书应该被列为必读教科书，因为我们的生活离不开锂电池。 《血钴》作者：【美国。美国]悉达思·卡尔a 译者：叶泉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5 年 4 月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每天消耗的大部分东西都会给某人带来不幸。当然，这不是我们的意图，而是当今全球化经济的运作方式。但它也告诉我们，我们每时每刻都已经在系统中做一些事情，系统需要我们日常的消费行为。而在消费主义社会中，消费行为往往是不必要的。现在我们消费是因为我们别无选择。了解这背后的真相使我们能够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决定。 “我们必须喝这咖啡吗？”我们必须开这辆车吗？我们必须更换这部手机吗？我们必须每天打磨这个宝贝吗？如果我们不消耗这些东西，剩余的资源和能源我们能做什么呢？如果这么多人停止消费，全球产业链体系会发生什么变化？消费主义寻求廉价劳动力 我们接下来可以做什么来帮助那些拥有廉价劳动力的人成为现代奴隶？ 3 促进平等的过程真的造成了不平等吗？新京报：这种追求平等的“默契”与“不平等”日益加剧的现实，构成了本书核心的一系列“悖论”。在本书的开头，你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来区分这一点。许多研究重点关注不平等的原因，而不是平等悖论的原因。为什么我们特别需要做出这样的区分？谢静：首先我想补充一点，当我说“不平等越来越严重”时，我并不是说世界正在变得线性地更加不平等。不平等发展的过程比线性增长复杂得多。更准确的说，是上升和下降。虽然某些地区似乎正在获得平等，但其他地区却正在经历不平等。例如，尽管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公共教育肯定还存在差距。随着贫困的蔓延，极端贫困似乎正在消退，新的不平等现象不断出现，例如环境和护理方面的不平等。这就是我想指出的现象，我提出的“平等悖论”就是基于这个现象。我最初希望这本书的书名是“平等的海市蜃楼”。每当我们认为自己正在朝着平等迈出一步时，平等的地平线似乎就离我们更远了一点。那么，尽管我们似乎在实现平等方面取得了真正的进展，但为什么不平等现象仍然持续存在并变得更加严重呢？我认为这种复杂的情况让我们想起了更广泛的问题，例如：为什么不平等存在？而“如何实现平等”可能已经不够了。关于“适得其反”，需要提出一个更精确的问题。问题是，尽管明显促进了平等，但不平等现象却没有减少。这就是“平等悖论”。当然，平等悖论的原因是这也是不平等存在的原因，但这是众多原因中必须突出的一个原因。比如，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可能是由于教育水平造成的，比如解决办法就是保证所有人都接受同样的教育。然而事实证明，这并没有缩小城乡学生之间的差距。这是人们明明以为自己在促进平等，但实际上不平等并没有消除的典型现象。这是我们需要提出精确问题的时候。是否有可能我们在促进平等的过程中实际上创造了不平等？答案是肯定的。让同样的人使用同样的教科书、参加同样的考试将使农村学生处于不利地位。而且，把所有人都放在同一起跑线上的平等观念，最终只能拉大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产生平等的悖论。新京报：此前采访中w，您提到了您在法国攻读博士学位的经历，并表示您受到博士生导师Vincent Descombes的影响很大。在两三年的时间里，他教授一门课程，重点关注“身份”等特定概念，并逐渐解构该概念背后的多重含义。听起来你的《平等》一书也走上了类似的道路。概念阶段的总体想法是什么？为什么你最终选择谈论自然与自然、私有财产、进步和契约等方面的平等？谢静：写这本书的过程是很自然的。我不关心它是否足够完整和系统，但我更关心它是否清楚地表达了我心中的困惑，并在已经有很多相关陈述的情况下传达了我真正想说的话。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不平等问题。另一方面，每年我和我的学生都会回归以《经典》为代表的“经典”。卢梭。这包括霍布斯、洛克和卢梭分析的其他人的著作。另一方面，我接触到许多基于对不平等问题的现代和当代理论，例如去增长、布迪厄社会学、无政府主义人类学和性别研究。我在这些文本之间来回穿梭，写下我感兴趣的问题，我发现我们之间可以建立对话。比如，卢梭《论自然》的核心就是《论不平等》序言中的一句话。他认为自然状态过去可能不存在，今天也不存在。他说不存在，将来也可能不存在。在当时大家都在谈论自然状态以建立人权和政府权力的背景下，这句话直接将自然状态等同于“虚构”，这是很奇怪的。然而我后来发现，现代建构主义恰恰是关于q质疑这种品质是一个神话。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私有财产”赛道上。启蒙运动时期，当私有财产逐渐被确立为一项基本人权时，卢梭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完全否定了私有财产的合法性。财产不是神圣的，这意味着它是“盗窃”吗？今天提出了一个爆炸性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洛克派，我们的平等观是财产权观。但另一方面，对私有财产的批判是左派理论中最“激进”的一种，延续了对原始积累和圈地历史的批判。 《莫斯导论》 作者：【法国】列维-斯特劳斯 译者：谢静 版：我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11月 对于“进步”轨迹，卢梭可以说是第一个去生长论者。对他来说，文明史就是一部堕落史，关于进步和发展的当今问题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其中最响亮地支持各种正义和平等理论。最后，《Contrato》也是一首单曲。卢梭对“契约”持有矛盾的观点，“契约”可以腐蚀社会，也可以完善社会。这种对契约的模糊态度在现代平等理论中非常明显。一方面，理性谈判的原则似乎是值得遵循的原则。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由于各种原因，人们的脆弱性差异很大，合理谈判的能力也是如此。此外，一味强调理性谈判，忽视了人际交往的诸多方面，有悖于正义和平等。这些自然形成的线索自然而然地在我的脑海中编织了平等的概念。 “自然——自然”是每个人都论证为什么必须实现平等的理由。我们生来就具有相同的本性，生而平等。其他三个技巧都是想法关于如何实现平等。这些轨道看起来像竹子。从地面上看，每根竹子似乎都是独立的，但在地下，竹子却同时生长。有了这些线索，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平等概念是什么，以及体现这一想法的可能性有哪些。所有这些研究都帮助我形成了自己对“平等悖论”的看法。如果通往平等的道路导致了海市蜃楼，那是因为我们的平等观念出了问题。 4 为什么我们给每个人平等的权利和机会就不能说“平等”？新京报：我们把讨论带到更现实的层面上来。从我的观察来看，当前许多关于“平等”的讨论似乎都与“正义”的讨论交织在一起。一旦人们认为“正义”的条件满足了，他们就不再关心是否“平等”。然而，“正义”往往导致“不平等”。这一点在对教育的重视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近两年出现的问题。您如何看待“正义”与“平等”之间的关系？谢静：为什么用一种定义来说是好的东西就不符合另一种定义呢？为什么我们认为“平等”的东西可能是“不公平”的，相反，对某些人来说“公平”的东西对其他人来说可能是“不平等”的？例如，印度的种姓制度在印度教徒眼中是公平的，但与我们的平等原则并不相符。但这些似乎与我们对“平等”和“正义”的定义相关。最后，定义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群体认为应如何对待其成员。有时人们认为对待他人的正确方式是“平等”对待他们，而有时则认为对待他们“公平”。因此，如果你意识到即使你平等地对待别人也是不公平的，你就会觉得这并不是简单的“定义不同”，而是平等地对待别人违背了本来的目的。东南。在本书中，我将其称为“概念失败”。换句话说，定义良好的行为。尽管这个概念在《中》中被明确使用，但按照它去做不会带来好的结果。从涂尔干到莫斯：法国社会学派的极权主义哲学 作者：谢静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9月 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无法就如何对待社会成员达成一致。这导致了一系列概念上的失败。以教育为例，大家接受同样的教育，参加同样的考试，对吗？其实很多人都隐约觉得有问题，但问题到底是什么？我在书中指出的是，它是用形式上的平等来掩盖真正的不平等，或者用形式上的平等来证明真正的不平等。从广义上讲，“正义”是指以正确的方式对待每个人，现代社会认为，正确的方式对待每个人。每个人就是赋予每个人平等的权利，即通过平等的权利实现正义。但这真的符合平等原则吗？所谓“同一起跑线”的根本目的是“引领”人，大家都要赛跑出“结果”。此时，无论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有多大，出发点都是使这些差异合法化、骗局或公平。说得更清楚一点，我们还是承认人分为三个层次，是后天的，不是先天的。这是精英管理的核心。桑德尔指出，这种类型的竞争可能会导致负面结果。人与人之间存在如此巨大的分歧不利于团结，并且会在社会成员之间产生很多怨恨和嫉妒。我想提供的另一个观点是，给予每个人相同的权利和机会并不意味着平等对待每个人。这并不是真正的“平等”。统一规则只会造成假象平等的离子。社会的残酷程度因人而异。从这里开始，我将尝试对平等提出不同的观点。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应该有多元的价值观，而不是用统一的评价体系来对待每个人。北京你说的“平等”是指彻底放弃一切评价维度吗？谢静：这种观点可能看起来很极端，但我认为越来越极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评价标准，它是关于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并说：“看看，你有多少价值？”今天，我们很难想象我们必须做什么才能向这个社会证明我们的价值。在计算一个人的贡献之前，他应得什么？但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是一个真正平等的群体，我们不应该享受的不仅仅是生活吗？我们之所以认为杀婴、遗弃老人的社会是“野蛮”的，可能是因为我们相信孩子是值得被爱的从他们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受到照顾，而无需证明他们的能力。老年人和弱势群体有权受到爱和关怀，无论他们做了什么或有能力做什么。所谓人权，就是人们对个人所享有的权利。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吗？但现在我们坚信，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来证明我们“值得”。结果，每个人都觉得有必要“滚动”一些东西，并担心否则他们不会得到任何东西。这确实是极端不平等最明显的后果之一。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今天感到如此焦虑。没有人愿意跌到这么低的地步，因为回报太低了。新京报：但现在这样的想法往往被认为过于“理想”。这也是我读完这本书后最想问的问题。在您看来，我们还能如何思考“平等”？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践有效的“行动”？席鄂晶：其实到处都是共存的原则。例如，在家庭生活中，您也是我们的一员，我们会照顾您并满足您的需求。即使有人遇到麻烦、生病或情绪激动，也没有人问他们是否交了税或保险费，自然每个人都支持他们。我们把亲密的朋友称为亲密的朋友、兄弟姐妹，这指的是这种共处，你我之间没有任何区别。这意味着这一原则越来越不受现代意识形态的支持，其价值和保护也越来越少。 5 从女权主义角度重新思考“平等”：不是每个人都应该成为“老师”，但每个人都应该成为“人” 北京新闻报：这本书还提出了一些非常“内省”的问题。为什么支持“平等”的人往往会容忍“不平等”或制造新的“不平等”？以性别问题为例。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一群白人教授当代妇女寻求“性别平等”，她们将家庭中的大部分育儿和家务劳动委托给非白人移民妇女。尽管运动是以“平等”的名义进行的，但仍然有很多人无法掌权。并非每个人都能永远成为“平等”的受益者。当然，这不仅仅是女权主义者面临的问题。是否有必要实现“平等”？谢静：女性主义思想史是帮助我们思考平等悖论的重要资源。今天回望过去，女权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尝试平等的历史。过去，当谈到性别平等时，主导思想可能是“女性可以像男性一样”。不用说，这实际上违背了平等原则。这使我们处于一个非常有趣的境地。为什么女人应该和男人做同样的事情？平等不就是不让别人不高兴吗？那么你想不想尝试一下，看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是吗？当然，最大的问题在于平等的悖论。因为这里的“人”就是“主人”。然而，不可能人人都成为老师。这是实现平等的唯一途径吗？这条“人人平等”的道路显然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平等。如果你坚持这种平等的启蒙思想，你最终会意识到，一些试图成为“主人”的人最终会成为“仆人”。这就是女权主义思想的历史。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自 20 世纪 70 年代左右的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以来，女权主义就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如何重新思考通往平等的道路呢？我们需要想象一个每个人都是人而不是主人的社会。图片：ic photo 我自己也经历过这个过程，这也是很多聪明女性都会走的女权之路。我们都或多或少地相信精英管理，因为我们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但在某个时刻，我们意识到，要使女权主义与其最初的平等主义意图保持一致，我们需要放弃统一标准下的主导神话，转而反思标准和价值观的秩序，而不是让不平等从男性和女性转移到精英女性和其他群体。例如，在生产和再生产的性别分工下，好的做法不是说人们停止从事再生产活动，而是从事那些被认为更有价值的生产活动，重申再生产的价值，认识到关爱的价值，而不是控制他人，并要求得到社会的认可，使从事再生产的人能够获得尊严和充分的回报，并从中获得满足和自我认同。这是以不同的方式追求平等。新京报记者：在今天的舆论场上，这种声音可能也是有争议的，而且p人们会想知道这是否能让女人重返家庭。谢静：纵观历史，女性总是以爱的名义与生殖活动联系在一起，但现在，我们有了更新的心，我们说我们不会接受欺骗。慷慨并不意味着你愿意处于从属地位。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在这方面我并没有以任何方式“误导”你。事实上，作为一名学者，我的基本立场之一是我不是“无处不在的大爸爸”。我始终相信，一个人可以尝试任何自己想要并且擅长的事情。谁有资格告诉你现在该怎么做？在不了解具体人员的情况下给出统一的自上而下的计划违反了平等原则。我的工作是分析生殖贬值的原因，提供有组织的观点并解释生产和再生产活动对社会的重要性，并简单地提出我的观点，即生殖贬值是不公平的。此外，我不只是想想复制，但复制是我个人经历的一部分。作为一名学者和母亲，我分享我的个人经历和想法。我认为这符合普通人的需求。原则。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呼吁所有人都回到家人身边。就像我所说的成为母亲的经历并不是为了“刺激分娩”一样。也许这是因为与自己交谈的一种常见方式是将自己树立为榜样，并认为其他人可以向您学习一些东西。现在每个人都对这种父亲的言论保持警惕，这也可能是一件好事。 《他的故事》在女权主义中强调分享个人经历可以丰富一个人对世界的看法，而不是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每个人。我追求的是讲述你的故事。 6 今天我们需要什么哲学课？新京报：最后一个问题。如今，学生们面临着种种实际压力，“平等”这样的话题是否会继续激起学生们的兴趣？对哲学课感兴趣吗？谢静：是的。不仅是在校学生，就连视频、音频课程的观众也对这个话题表现出了兴趣。这是我“诞生”这本书的一个很大的动力。我感觉很多人都在“炒作”它。如今，我听到很多人文社会科学教授，尤其是教授哲学的教授，抱怨他们的学生上课“冷漠”，根本不想互动。客观原因是，现在学生讨论哲学话题，特别是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兴趣明显下降。这和我之前讲的那种无助感有很大关系。如果现实看起来无法改变，那么谈论它还有什么意义呢？但我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值得我们教师反思。大学教授经常抱怨：为什么学生对这么重要的课题、这么好的想法、我辛苦的研究成果不感兴趣？rch？基本上，这意味着哪些主题值得研究。如果这是单方面决定做什么并且学生不感兴趣，那么问题就是学生的。但我认为我们需要了解学生为什么不感兴趣，特别是知道他们对什么感兴趣，以及他们认为哪些话题值得讨论。学生对特定问题的兴趣背后有客观原因。如果我们不去探究其客观原因，如果我们把我们认为的、或者哲学家一直认为有价值的问题强加给我们的学生，那么我们所传授的教育就会成为一厢情愿的事情。这学期我正在为新生上一门“哲学概论”课。当我们第一次谈论劳动、生产和工作时，我们发现大家都很积极。然而，当谈到自由时，气氛就变得有点奇怪，比如：“可以谈论这个吗？”有同学问”，“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不需要自由。”我觉得有组织、有控制是好的，但是可以吗？”“回想起来，也不难找到原因。学生们在这个过程中已经经历了紧张甚至疏离的工作，可能隐约感觉到这个过程有些不对劲，所以他们很快就开始讨论工作的本质和价值，我们就可以开始思考。但“自由”，无论是康德意义上的，还是萨特意义上的，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只是一个在工作中工作的哲学家。我认为教学和养育孩子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把自己认为重要的知识强加给学生，那就等于父母要求孩子遵守自己的要求，这是如何清晰地解释问题，如何从不同的或相反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用于对问题和论点进行分类并有序地发展想法。你可以探索一下。比如说我能提供的是工具。我的职业是工匠，所以我手头的工具可以非常有用，但我不负责建造或拆除哪些房屋，由我来决定。当然，最好的事情是一群人慢慢想一起盖房子，开始互相倾听，一砖一瓦地交流。撰稿/编辑：沉璐 / 校对：刘亚光 / 薛静宁